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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种主导符码，不断遭遇来自协商符码和反对符码的解码压力。意识形态治理的方式是以意识形态符号整合社会思想，获得广泛认同，为政治权力提供合法性证成，为普通大众阐释现实和指示未来。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传播转向和治理方式，主要表现为：从宣传到传播的媒介平台转换和从一源到多源的传递模式转换，使意识形态符号治理方式创新更好地服务于我国核心价值体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要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一致，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 [1] | 陆轶之 郭元哲. 世界大变局背景下列宁推进社会主义运动理论与实践创新及其现实意义[J]. 观察与思考, 2024, 0(5): 16-34. |
| [2] | 吴文娟. “干部下访”创举的时代价值及其启示[J]. 观察与思考, 2024, 0(1): 111-120. |
| [3] | 文丰安. 党的民族复兴使命及新时代实践策略[J]. 观察与思考, 2020, 0(8): 103-112. |
| [4] | 秦振燕. 越、古、老、朝执政党加强党内监督的探索与经验[J]. 观察与思考, 2020, 0(11): 61-70. |
| [5] | 管素叶. 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创新发展[J]. 观察与思考, 2019, 0(3): 67-74. |
| [6] | 顾玉兰. 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党内监督理论创新[J]. 观察与思考, 2018, 0(12): 58-64. |
| [7] | 唐洪森. 论执政党尊严[J]. 观察与思考, 2016, 0(3): 89-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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