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包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阶段获得辉煌成就。三次伟大飞跃和辉煌成就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深刻认识和正确把握三次伟大飞跃的发展历程及其基本启示。这对于我们在新征程中实现中华民族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强国意义特别重大。

驻村第一书记制度最早起源于2001年的安徽省，随后浙江、江苏、河南、广西等地方跟进探索，2015年升格为全国性的制度。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推动了农村发展和精准脱贫，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密切了党群关系，提升了乡村治理水平，也培养锻炼了大量优秀年轻干部。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制度经历了地方性探索创新（2001年至2014年）、精准扶贫（2015年至2020年）、乡村振兴（2021年至今）三个阶段。驻村第一书记制度发展的经验主要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精准选派，以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为主，注重调动驻村第一书记积极性。

提   要：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对当代中国民主理念和民主实践的高度概括。就其丰富内涵而言，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题，人民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体，过程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线，全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旨。就其基本特征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立足民族特色的中国式民主，是面向当今时代的现代性民主，是兼容各界民众的共享型民主，是整合各项要素的系统化民主。就其运行逻辑而言，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输入—输出”相互转换的运行节律，“票决—协商”相互补充的运行机制，“制度—文化”相互促进的运行结构，“国家—社会”相互结合的运行格局。

提   要：数字化已然是全球发展的最强驱动力之一。浙江作为数字化治理的先行示范区，经历了从“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城市大脑”到“精密智控”的数字化治理历程。2021年，浙江开启了全方位、系统化的数字化改革，数字化改革与数字治理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并在实践中形成了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工作模式、法制保障、考核评价等方面的制度化经验。数字化改革再推进中需要把握好“一个标准”，处理好“三层关系”，守住“一条底线”。

数字政府建设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目前缺乏对数字政府发展的回顾与检视。通过对我国数字政府发展历程的分析，发现其经历了政府信息化、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三个阶段，形成了以公共平台为核心的智慧治理模式。数字政府发展带来双重治理意蕴：一是再造政府组织结构、提升政府职能履行能力、生成“数字空间”政府；另一是面临公民隐私、数字鸿沟、信息安全、治理效能和公共参与等难题亟待解决。未来数字政府建设不能只停留于功能意义上的精准治理、整体治理，需要进一步扩展至信息技术与公共治理融合创新的多重可能性，并从个体、组织、制度和价值四个层面作相应调整。

列宁针对“十月革命”后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出现的“左派幼稚病”错误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建设的战略与策略，不仅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而且在实践上阻止了“左派”共产党的错误政治行为，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当前，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重温列宁对“左派幼稚病”错误思想的批判，梳理其历史意义，对新时代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提   要：李大钊在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笔者在此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李大钊的思想定格在《资本论》上，依据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二是研究的方法是“从后思索”，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法？因为不是回顾他的生平，而是探索他思想的逻辑历程；三是李大钊思想转变的特征——“一个筋斗” 的原因；四是在以上阐述的基础上，着重说明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的重要贡献。

提   要：社会制度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在制度上的反映。社会制度，就内容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社会关系。生产力是指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即人们利用自然界提供的财富生产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能力。社会制度与生产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客观地决定的。同时，生产力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制度中，离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进行物质生产，也就不可能有生产力。但两者终究是不同的两类事物：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个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两者不是相互包容的，社会关系不包含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不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可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说生产关系本身就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生产力。促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是生产关系的外在的客观作用，而不是它自身内在的内容。社会制度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也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反作用，但不能说社会制度的内容就包括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是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力的社会性质决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这表明，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内在的东西，而是决定社会主义制度产生的外在因素。说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包括生产力，等于说自己决定自己，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不同事物才会有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不能把马恩列斯毛的社会主义观（“传统社会主义观”）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现代社会主义观”）对立起来，仿佛“传统社会主义”不重视发展生产力。马恩列斯毛从来没有忽视发展生产力，从来都是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不能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促进生产力发展是所有社会制度在上升阶段共同的特点，而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不能说只要能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制度永远能够解放、发展生产力。如果那样，社会主义就不需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总有一天会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到那时，社会主义就会退出人类社会的历史舞台，就需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了。

提   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十四五”及未来发展的重要目标、重要要求和重大举措。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迫切要求，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全面把握好共同富裕主体的全民性、内涵的全面性、路径的共建性、过程的渐进性、制度的根本性等五大基本特性，防止片面化理解，防止急于求成，防止“运动式”致富。

提   要：百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抗战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的重要一环，早已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深处，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谈及中国人民抗战历史和抗战精神，全面、准确揭示了抗战精神的丰富内涵，同时又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新时代深刻学习和弘扬抗战精神，可以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精神动力、可以为建设“伟大工程”提供重要支撑、可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文化基础。

自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后，“异化”就成为了理论界研究的热点。不同学者或流派试图解决当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异化问题，对社会各领域异化的发展变化及其表现形态作出了深入的分析，这其中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各自复杂的内涵。

提   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机制是社区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领导作用的制度化实践。从微观层面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主要实践逻辑有思想引领、组织引领、资源引领、服务引领，实现机制主要有“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关事业单位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结对联建、党建共建联席会议、党建“同心圆”“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协同等。必须矫正重社区层面党组织建设轻小区层面党组织建设或重小区层面党组织建设轻社区层面党组织建设、重社区党组织服务功能轻其政治功能、重在册党员轻在职党员、重现代网络技术轻传统面对面群众工作等实践中的偏差，以确保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未来健康发展。

提   要： 国企干部队伍梯队建设是培养高素质年轻干部队伍，确保国企事业后继有人的基础工程。国企干部队伍梯队建设必须防止重数量轻质量、重发现培养轻管理监督、重业务轻党务、重温室基层锻炼轻一线基层锻炼等偏差，必须健全干部队伍发现储备体系、干部队伍选拔任用体系、干部管理监督体系、干部队伍激励体系、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责任体系。

居住条件是人们生活的必需条件，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在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过程中，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居住条件的改善。在城市，采取了增加房屋建筑资金、建设新村、自建公助等方式，建设了一批新住宅；在农村，土地改革让农民分得了地主的住房，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开始自建住房。这就改善了城乡居民的居住环境，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中华传统美德来源于中华传统道德，是中华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与具有现实价值的积极成分。我们党历来既注重深入批判和清除封建伦理道德的消极影响，也重视继承和吸收传统美德的有益资源，以服务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实践。我们今天弘扬传统美德，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以现实社会发展需要为依归，从传统美德的根本精神中寻找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生发之点，从而推动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社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改变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源于历史、基于实践，契合于文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开放的理论，始终占据着真理的制高点和价值的制高点；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不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目的和进程，科学指明了无产阶级及全人类解放的方向、道路、条件和力量。《共产党宣言》以其科学丰富的思想体系、严谨周密的历史逻辑、鲜明执着的革命实践创立了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开启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程。《共产党宣言》的主题就是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它有力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其所阐述的无产阶级解放学说在当今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提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育形成的延安精神，其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时代，要继承与弘扬延安精神，为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革命、建设、改革，经历近百年艰辛探索而铸造的重大成果。它的形成历程及其重大贡献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对红色政权建设作了长期探索，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向人民民主政治的历史性跨越,为全国政权建设作了孕育和准备。二、新中国成立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中，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三、改革开放时期，对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持续探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开启新征程。四、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前所未有的理论成果、实践成果、制度成果，为“中国之治”奠定长治久安的坚实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光明前景。

提   要：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是我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视角、新路径，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加强民族团结和促进民族关系和谐的新方式、新要求，也是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从心理学来看，认知结构、情感体验、需要满足和行为强化是推动互嵌式社会建设的心理基础和影响因素，构成各民族交往交流中心理与情感的运行机理。以心理认同作为推动互嵌式社会结构建设的精神纽带和观察视域，充分重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民族互嵌中的心理态势，实现各民族在认知结构、认知层次、心理感受、沟通交流、心理干预、行为强化等方面有机结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心理认同和情感建设上予以深度培育，促进互嵌式社会结构以积极、正向的民族情感融入到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来。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不断丰富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发展理念日渐深入人心。其中，共同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平等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开放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方式，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目标，创新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增长源泉，和平发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发展是美好的发展，代表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

提   要：政治信任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任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衍生和话语创新表达，实质是政治信任的主客体之间关于利益的委托和保护、信任的赋予和获得的政治关系。围绕这种关系可以发现政治信任的理论逻辑内含了三个本质特性，即主体性、公共性、责任性。选择社会和政府作为政治信任的主客体分析对象，整合国家治理视野下相对应于社会和政府的社会治理和政府治理这两大领域的研究成果，构建政治信任与国家治理的理论框架。政治信任能够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形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中国特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凡例体系（简称“中凡”）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总《编辑说明》和每卷《凡例》，分散内容则包括第一版、第二版散见于每卷注释等的相关编辑内容。“中凡”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从第一版翻译俄文《第二版说明》、前15卷《说明》及其准凡例到不译到自撰第40-50卷《说明》及其准凡例，再到第二版专门撰写总《编辑说明》、每卷《凡例》的过程，是模仿、反思、突破、超越苏联模式的反映。“中凡”的特点包括统分结合、各部分通用一个《凡例》、内容酌情调整、篇幅较短、个性化不足、具中国特色等。“中凡”应通过经典著作编译专业的联合设立、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相关文献的整理和每卷《凡例》篇幅、个性化的增强等而得到坚持和完善。

提   要：“小市民”的形象常被文学作品津津乐道，却鲜少有人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小市民”论述。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辅以重墨对“小市民”这一形象加以描述，在他们的描述中小市民不仅仅是某个特殊的阶层或群体，还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某种形象的代称。在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对“小市民”的产生与发展进行刻画，并且将“小市民”性格上的胆怯、狭隘、懒散，立场上的摇摆、反动、保守，观念上的封建、保守、落后，都淋漓尽致刻画出来了，展现出一幅生动的“小市民”图景。小市民的产生及其处境变化，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过程中由于生产关系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人与人关系的变化。“小市民”的产生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根源于整个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将其逻辑与历史、阶级分析等方法贯穿对小市民的分析中，为理解其社会历史观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我们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分析社会群体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启示。

提   要：当代的数字劳动愈发呈现出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双重特征。追根溯源，这一方面，从结构性与制度性角度看，是由于数字资本在当下的增殖模式的演进造成的资本运行途径及其特征持续演化所引起的；另一方面，从内生性与外源性角度看，是由于当代数字劳动所涉及的领域、内容以及所涵盖范围的扩大导致数字劳动的边界蔓延所生发的。在其现实性上从理论运演与实践分析的角度厘清与明晰当代数字劳动的二重性，有助于规范数字资本的运行机制、构建数字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推进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从而在历史新起点上，着力建设体现新时代视域下积蓄新动能、描绘新蓝图、兼备新优势的数字中国。